专注力：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

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，觉得很有意思。摘抄几段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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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心理学

“时光无法倒回，每个人都会老去，青春逐渐被岁月腐蚀成记忆。慢性疾病的警钟已经敲响，我们的健康和力量都在消退。一单疾病缠身，我们将自己交给现代医学，祈求最好的结果。在岁月面前，我们无能为力，唯有平静地接受命运。但是，果真如此吗？”

在《倒时钟》的序言中，心理学家艾伦.朗格（Ellen Langer）这样写道。朗格教授今年63岁，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获得教授席位的女性，在美国心理学界，她是一个异类。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她的异类程度。

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，朗格教授用一词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：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是“什么”，而她研究的是“可能是什么”（could be）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“可能性心理学”，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，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。在社会科学中，与实验假设不符合的数据会被视为噪音，比如在研究年龄与记忆衰退之间的关系时，一个记性极好的老人往往被忽略掉，但她研究的重点恰恰是这个老人，因为老人身上包含着同样真实的特质，是人类思维中尚未被发觉的潜力。

朗格教授热爱网球。年轻的时候，她摔断了脚踝，医生说她会从此瘸腿，再也不能打网球了。但现在她双腿健康，仍然在打网球。30多年“可能性心理学”的实践，使这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。她觉得时尚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。当别人告诉她“不”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反问一句“为什么不？”她50多岁开始画画，画她的朋友和狗。她不从素描的基本技巧学起，而是让线条引导自己，关注当下的体验与预约。现在她的画正在纽约最好的画廊里展出。

“可能性心理学”的第一个假设是，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或者能变成什么，一切皆有可能。

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此。医学是一种不问美的科学。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，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，但到了病人哪里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下来。事实上，任何一种疾病，一旦落到个人身上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，没有一个人是概率，没有一个人是“大多数”。

“我并不反对传统医学。”她在《倒时钟》中写道，“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一生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态——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，比如癌症、抑郁症。”

一个患抑郁症的人经常认为自己一直都处于抑郁状态，因为抑郁症是一种“慢性疾病”——这个词暗示了一种不可控制的长期性。到底多长时间才算“慢性”呢？真的无法控制吗？事实上，很少人是一直“抑郁”的。即使有这样的人，他每天抑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。如果他有意识地把一天的心情记录下来，就会发现，一天中有很多时候，他是不抑郁的，或者抑郁程度低于其他时候。这样，他就有了“抑郁”的数据和“不抑郁”的数据。这种比较会使抑郁变得不那么绝对和可怕。他会开始问自己，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抑郁呢？有没有可能避免那些让人抑郁的事情？

心理学家威廉.詹姆斯曾说：“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用了很小一部分潜力。只有在某种建设性的压力或者某种特殊的场景下，比如伟大的爱，宗教热忱，或勇气之战——人们才可能去拓展自己的创造力的深度和广度，发掘沉睡在我们内心巨大的生命能量。”

在朗格教授看来，人类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是被“无意识状态”（Mindless）抑制了，“一旦你相信某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，那你就不会愚蠢到要去尝试。但如果你意识到，这个结论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，就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”。

“因此，训练专注力的第一要义是接受‘不确定性’”。朗格教授说，“当你对某件事情不确定的时候，你会留意到问题和差异，你会向可能性敞开，创造可能性……反之，如果你对某件事情很确定的时候，你会留意到问题和差异，你会向可能性敞开，创造可能性……反之，如果你对某件事情很确定，就很容易陷入单一化思维，不再关注那些可能与之相反的信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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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新片《新时钟》中，詹妮弗.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，电影主线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。

一个匹兹堡的老修道院里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了一个“时空胶囊”，这个地方被布置得与20年前一模一样。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，年龄都在七八十岁，8人一组，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。

这一个星期里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，他们听上世纪50年代的音乐，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，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，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，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。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，比如一起布置餐桌，收拾碗筷。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，或者扶着走路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——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，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——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。

实验结果是，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改善。他们刚出现在朗格的办公室时，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，老态龙钟，步履蹒跚。一个星期后，他们的视力、听力、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，血压降低了，平均体重增加了3磅，步态、体力和握力也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
不过，先比之下，实验组，即“生活在1959年”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，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，手脚更加敏捷，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，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。局外人被青睐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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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。”她告诉本刊，“老年人的虚弱、无助、多病，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，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。”

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势是经不起推敲的。比如人老了，记忆一定会衰退吗？

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，一半以上的老年人，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。他们在短期记忆力、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？

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，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固执而轻率地认定帅来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。某天早上我们醒来，惊恐地发现自己步入老年，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极具杀伤力。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，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——我们老了，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可能性，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？

事实上，很多心理实验都正是，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。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，往往长寿；相反，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，往往短寿。社会经常规定了，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否则就是为老不尊。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，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，没有年龄暗示。

“如果我们不是将‘变老’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，一条单向的下坡路，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种自然的变化，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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朗格教授是一位卓越的实验心理学家。一方面，她设计各种实验，将人类思维中的盲点、惯性，自动化的愚蠢给戏剧化了，另一方面，她的实验越来越明晰地指向人的意念（Mind）对身体（Body）的强大影响力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身心之间的联系随处可见。当你目睹一个人受苦，你的身体也真切地感受到痛苦。当你认为自己将要失去心爱的人，血压会升高。你看到别人呕吐，自己也会感到恶心。

但是，在医学界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真理。身体和意志是两个东西。身体有病找医生，心理有病找心理医生，分工明确。

在朗格教授看来，身心二元论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思维定势。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，以及在很多文化中，其实是没有身体和心灵（意念）之分的。将身体和心灵分裂开来的，是心理学家和哲学家。它最极端的后果之一就是“精神死亡”现象。当一个病人住在一个充满希望的病房时身体状况会好转，而一旦转回到无助无望的病房，很快就死去了。这表明有关身体疾病与心理疾病的界限是让人置疑的。